建筑 惊锦绣木艳时衣光的彩画

　　路鹃 李浩

　　近日，锦绣木衣精美绝伦的建筑惊艳“凤冠”和“天宫藻井”冰箱贴成为文创界“顶流”，并掀起一股追寻“中华古意之美”的彩画风潮。借着这股风潮，时光作为催生出“藻井”之美的锦绣木衣一分子——建筑彩画映入人们的眼帘。风起叶落的建筑惊艳萧瑟冬日，雕梁画栋的彩画建筑彩画成为寒冷室外最惊艳、绚丽的时光一抹亮色。

　　建筑彩画中的锦绣木衣“藻”催生“藻井”一词

　　建筑彩画，有“锦绣木衣”之称，建筑惊艳古代还有个雅致的彩画名字叫“装銮”。广义上讲，时光所有应用于建筑墙体立面上的锦绣木衣绘画和装饰形式都称为建筑彩画。古建木质构件上彩画的建筑惊艳传统，在我国已有3000年的彩画历史。彩画能有效地起到防虫、防潮、防老化的作用，延长古建寿命、提升建筑档次，更将礼法等级的寓意体现在建筑上。

　　我国古人很早就开始用颜色和纹饰来区分身份。舜帝曾让大禹安排专人，将日月、星辰、山、龙、野鸡等图案绘制在上衣，在下裳绣老虎、水草、火、白米、黑白相间的斧形花纹等内容，并以五种色彩象征不同身份。1976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省安阳小屯殷墟发现壁画残片，印证了古人早在殷商时期就开创了装饰壁画的先河，但此时的建筑装饰尚处于萌芽状态，未形成独立的类型。

　　直至春秋时期，建筑彩画才从与雕刻、绘画的杂糅状态中剥离出来。彩画所使用的色彩也有了严格的等级秩序。《礼记》记载：遵照礼制，天子诸侯庙宇前的柱子涂淡黑色，大夫庙宇前的柱子涂青色，文人庙宇前的柱子涂黄色。

　　在孔子所在的时代，包括君王在内的大多数人在遇事难以决断时，都习惯通过龟来占卜的方式寻求解决办法。按照《周礼》的规定，用于占卜的龟共有6种，每种龟分别放在一个屋子里，并由专门的人来管理，比如被当时的人称为“智者”的鲁国大夫臧文仲，就是负责掌管龟卜之事的人。《论语·公冶长》中记载了孔子这样一段评价他的话：“臧文仲居蔡，山节藻梲（音zhuō），何如其知也？”意思是：孔子说，臧文仲把安放产自“蔡”这个地方的大乌龟的屋子斗拱雕成山形，短柱上画水草花纹，就像天子尊奉祖庙的规制一般，这是一种僭越行为，臧文仲这样做怎么能算是一种“智者”的行为呢？由此可见，当时的建筑彩画有严格的礼制规范。后来，人们就用“山节藻梲”来形容居处豪华奢侈，越等僭礼。

　　另外，由于我国古代建筑构件都是木质，有很高的火灾风险。根据古人总结的阴阳五行中水能克火的说法，建筑彩画的纹样中也出现了大量与水有关的元素，借此表达压制隐患的意愿，这恐怕也是春秋时期水藻图案就出现在木质建筑之上的原因。

　　汉代的人们不仅在木质结构上绘制水藻、莲花、菱藕等水生植物的图案，更是将穹隆状的建筑天花结构称作“藻井”，希望能压制火魔作祟，趋吉避凶、纳福迎祥，从而保佑建筑物的安全。东汉时期的张衡在《西京赋》中解释“藻井”时说：“藻井当栋中，交木如井，画以藻文。”即“井”加上藻纹饰样，取“藻饰于井”之义，故称为“藻井”。东汉王延寿在《鲁灵光殿赋》中也有相关记载：“圆渊方井，反植荷蕖。”是说建筑天花结构圆的有“渊”，方的有“井”，一棵棵荷花，好像倒栽在棚顶。与藻井相呼应，建筑彩画的一些图案也成了蕴藏着向往吉祥、躲避灾祸的“密码”，象征着富贵、平安、长久、祥和。

　　佛教在南北朝时传入我国，凿崖造寺之风遍及全国，源自印度、波斯和希腊的火焰纹、狮子、金翅鸟等域外装饰，在建筑彩画中广为流传。这一时期，彩画工在承继之前建筑装饰手法的基础上，又发展了屋顶天花板上的图案绘制，敦煌莫高窟的西魏彩画就被后世称为“井口天花”，这极大地丰富了建筑彩画的题材和风格。

　　唐代建筑彩画东传日本

　　唐代建筑“墙壁刷白，木构刷红”的赤白基调彩画在木构上特别醒目，因此“赤白”成为当时木构彩画的代名词。咸通八年（公元867年），负责殿宇彩画修复的工匠许元让，就在山西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北梢间木板门背面，留下了一个墨书题记，并以“赤白博士”（“博士”在当时是指在某一方面有高超造诣的人）自居。这些字迹在1937年被梁思成和林徽因发现，打破了日本学者关野贞在1929年的论断：“中国本土不存在唐代建筑，唐代木构仅日本独有，想要研究唐构只能到日本。”佛光寺也因此被认定为国内唐代木构建筑的第一瑰宝。

　　随着斗拱构件的完备以及复杂化，唐代建筑装饰也逐渐增添了更多色彩，以红白为主，青绿为辅的“红绿彩画”以及以青绿冷色调为主的“青绿彩画”相继出现。日本在飞鸟奈良时代引入唐代“红绿彩画”，后来演变为日本建筑史中著名的“和样”建筑。

　　盛唐以后的建筑彩画再次升级，针对重要建筑形成了五彩缤纷的彩画装饰。晚唐文宗开成五年（公元840年），日本僧人圆仁曾经来到五台山求法，并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写下了他所看到的众多金碧辉煌的寺庙：“五台山金阁寺的墙壁、屋檐、房梁、木柱都有彩画，普贤堂内外庄严，彩画雕刻，无法用语言形容。”可见在他眼里，晚唐彩画是多么花团锦簇、令人惊叹。

　　油漆在宋代开始大量使用，建筑构件也开始趋向标准化，装饰与建筑的有机结合成为宋代建筑彩画的一大特点。与此同时，受儒家思想和禅宗哲理的影响，宋代匠人崇尚稳重单纯、清淡素雅的色调。与唐朝相比，形式规模更加宏大，技法变化也更加丰富。建筑彩画以青绿为主、红黄为辅，并将同一颜色调成深浅不同的过渡色，然后逐层绘制，给观者造成一种视觉上的凹凸感和立体感。

　　宋代诞生了世界现存最早的百科全书式的“建筑指南”——《营造法式》。哲宗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受皇家敕令要求，时为将作监（相当于今天的住建部）官员的李诫编著此书，并在《营造法式》卷十四“彩画作制度”中，详细总结了隋、唐、五代以来流行在全国各地的不同工艺、做法及材料等级。如果把木构建筑比作服装模特，那么建筑彩画就是模特穿着的时装，宋代木构建筑“时装秀”展现的彩画类型大致可分为以下五类：上等的五色花纹款（五彩遍装）、上等的青绿花纹款（碾玉装）、中等的青绿条纹相间款（青绿叠晕棱间装）、中等的红绿款（解绿装）以及下等的红白款（丹粉刷饰）。相对来讲，等级越高，色彩越艳丽、丰富。

　　元朝由于立国不到百年且战乱不止，留存至今的彩画尤为稀少，只有山西永乐宫、洪洞广胜寺、元朝墓室等几处实物，但彩画工匠们即便身处纷乱世事之间，却仍然潜心钻研彩画技艺，创造出了由各种花卉符号汇集而成的整团旋花（即旋子彩画），旋子纹为圆形而富有旋转动感的花卉装饰图案，后来成为明清两代彩画中一种很重要的纹样。

　　明代彩画流行“谐音梗”

　　及至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百端待举，正值用人之际，前朝所实行的全国工匠轮流值班，赴京免费供役的建筑施工制度得以延续，朱棣下令从江苏招募了大批匠人前往。来自苏州香山的蒯祥正当壮年，也因技艺高超被征召入京。进城后，蒯祥的才能不仅获得了当时负责皇宫营建的都督佥事的赏识，皇帝对他也是赞不绝口，常称他为“活鲁班”，并命他主持设计和修建故宫三大殿、天安门等皇家建筑，最终官至工部侍郎，成了天下白工的总领头。这也使得明式江南建筑彩画逐渐向北方辐射，从宫殿、园林到陵寝，从木作彩画到原料工艺，皆能找到江南的痕迹。

　　另外，根据《明史》规定的宫室房屋规制，只有亲王府邸可用朱红、大青绿装饰，其它居室只用红绿色装饰。百官的宅院，一品官至五品官的厅屋屋脊用瓦兽，梁、栋、斗棋、檐桷用青绿色绘饰；六品至九品只能用土黄色绘饰；而平民的住宅则严禁彩色装饰。在这种等级严明的营造规制影响下，青绿旋子彩画不仅成为明朝彩画的主流，更成为官私房屋的首选，其中的旋花也作为一种象征性图案，成为彩画工的“规矩活”。

　　明正统四年（公元1439年），曾经随朱棣出塞北巡的御用太监李童掌握着土木营造的大权，他与一众宦官集资，让工部营缮司建造了北京法海寺，在该寺留存至今的梁枋彩画中可明显看到当时旋子彩画的模样。这时的旋子彩画用金量较小，图案较简单。

　　明代江南地区以丝织业著称，有着“日出万绸，衣被天下”盛况，因当地为官从政者、经商者众多，锦缎的纹样与设计也逐渐被应用到了建筑装饰中，其中彩画既有文人雅士的情趣，又有豪华富贵的风气。明代吴门四大家之一的画家仇英幼年失学，就曾靠给人彩画房屋、涂漆的工作谋生。或许正是受早年彩画漆艺出身的经历影响，使得仇英在后期的画作中并不吝啬对建筑彩画的描摹，我们不仅能在他的作品《汉宫春晓图》中看到明代嘉靖年间苏南青绿官式彩画，也能在《宫蚕卷》中看到民间建筑的锦纹彩画。

　　同时期，苏州地区还盛行一种“谐音梗”图案，即在屋脊“包袱”（半圆形图案）的正中间，绘制出毛笔、金锭、方胜（两个方形部分重叠的首饰）三者的组合图案。“笔锭胜”的谐音为“必定胜”或“必定升”，反映出人们追求仕途(毛笔)高升发达，商界(金锭)赚得盆满钵满的吉祥寓意。小户人家没有正式的厅堂，但一般也会在上堂屋的脊檩上单独画一组“笔锭胜”图案。图案可大可小，形制变化较多，有的还附加花纹陪衬，或者以金线勾描。

　　清代皇帝把苏式彩画带到北方

　　建筑彩画在清代达到鼎盛。乾隆以后的建筑彩画颜色按原料分，除了沿用传统的石色之外，植物色以及昂贵的金色都被广泛使用，逐步形成了和玺彩画、旋子彩画和苏式彩画三大官式彩画样式以及丰富多彩的民间彩画。

　　和玺彩画是为了适应皇权需要而诞生的最高级的彩画样式，用金量极大，只在宫殿、寝宫、离宫、皇家坛庙的主殿、堂门和少量的牌楼建筑中使用，天朗气清之时，在故宫太和殿可看到阳光直射下，殿内内檐的金龙和玺彩画呈现出熠熠生辉之状。旋子彩画等级仅次于和玺彩画，主要用于皇宫建筑群的配殿、皇家坛庙、皇家陵寝及敕建庙宇中。

　　源自江南民间的苏式彩画，之所以能够入围官式彩画行列，与顺治皇帝首倡的“清帝东巡”有着密切联系。顺治皇帝出生在盛京宫殿（今沈阳故宫）永福宫，到了北京后，他对故土非常挂念，一直提醒子孙不要忘本。后来的清代皇帝大多继承了“东巡”的传统，盛京故宫的建筑彩画也多次修缮。

　　除了“东巡”，清代皇帝还喜欢“南巡”。在康熙第六次下江南的旅途中，尚为皇孙的弘历（乾隆皇帝）跟随康熙一起南巡，一同住进了苏州织造府西花园。此次江南行让乾隆首次直观了解、目睹了江南园林之美，并促使其在继位后的首次东巡期间，将江南园林的建筑风格引入到了盛京宫殿的改造与扩建工程之中。后来，苏式彩画也被广泛地应用于北京皇宫内廷或皇家园林建筑中。颐和园的长廊就是一个典型代表。它共计728米，是我国古建筑和园林中长廊之最，廊中每根枋梁都绘有山水、花鸟、四大名著故事，五光十色、美不胜收。

　　民国之后，随着我国建筑材料的改变，木质建筑越来越少，建筑彩画也离人们越来越远，但这门精妙的技艺并没有消失。2021年，建筑彩画正式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让建筑彩画的传承得到有效保证。在故宫、颐和园等多处皇家园林的修缮中，许多建筑彩画得到延续。这些彩画不仅融合了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文化内涵，同时还极大地呈现出建筑的艺术魅力，展现出悠久的历史、独特的风格、精良的制作技术和富丽堂皇的装饰效果，成为我国建筑艺术的精华。

　　国外彩画

　　西方墙体彩画的“始祖”

　　公元前2500年，有一位叫基奥普斯（即胡夫）的法老下令，所有臣民都要来参与建造他的陵墓，要建得像大山一样。此后约有10万人花了30年时间使其愿望成真，人们甚至在农闲时也要为法老辛苦卖命。若被发现偷懒懈怠，法老的监工便会用河马皮鞭加以驱使惩罚。法老还让他们将自己的日常生活与光辉事迹绘在墙面之上，由此形成的壁画艺术成为西方墙体彩画的“始祖”。

　　另类彩画

　　中世纪教堂的“彩画玻璃窗”

　　大约在公元12世纪，正当综合了近东、罗马、拜占庭等各式艺术风格的仿罗马式建筑广布于欧洲时，另一种被称作“哥特式”的艺术在法国逐渐形成。这一风格与罗马式教堂最大的不同在于它幽深的光色，这与其窗户设计有直接的关系。此时窗户不再是像以前那样只在墙上开一个洞而已，它们开始试图占据整面墙壁的面积，延绵四周的同时辅以彩色玻璃，当阳光由外射入时，借由“彩画玻璃窗”形成装饰性马赛克，以营造庄重圣洁的气氛。

[ 责编：张晓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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